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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记》中的记载指出，姬昌在继承西土诸侯之长的位置时，已经是“西伯”，即西土的领导者。史书写道：“公季（季历）卒，子昌立，是为西伯”。之后，崇侯虎出于私心，提出了一个谗言：“西伯积善累德，诸侯皆向之，将不利于帝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姬昌的善行和美德让他在诸侯中拥有极高的声望，而这对帝王的统治构成了威胁。
从中我们可以推测，姬昌获得“西伯”这一称号的时间大致是在季历去世之后。然而，问题随之而来，史书中并未明确指出季历曾被封为“西伯”，他甚至只被商朝的文丁封为“牧师”。而且，季历很快就被文丁所杀。根据商朝的视角，姬昌的家族仍然是一个处于边缘的游牧部族，因此封其为“牧师”似乎合乎情理。
那么，姬昌到底是如何从“牧师”一跃成为“西伯”的呢？商人与周人之间的甲骨文的差异或许可以解开这个谜团。事实上，“西伯”这一称号可能并非源自商朝的正式制度，而更像是周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虚构出来的。
展开剩余75%商朝“伯”的真实含义：颠覆传统认知
传统史书记载中，周朝的爵位分为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级，其中“伯”位列第三。许多学者曾通过对甲骨文的分析，认为“伯”是爵位的一部分，商朝的“伯”应该是指某些官职。然而，实际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。
商朝的甲骨文中确实存在着一群被称为“伯”的势力，但这并非等同于爵位的称号。更令人困惑的是，在商朝的甲骨文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商朝的势力被称为“伯”，敌对势力或某些区域的族群首领也被称为“伯”，甚至是“某方伯”。如果“伯”是爵位称号，那么这将导致称号混乱，商朝的官职体系就会变得异常复杂。
现代学者通过更全面的甲骨文研究，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：“伯”并不是爵位的象征，而是指商朝境内外非商宗室的部落首领。这些部落无论是商朝的盟友，还是敌对的势力，都可能被称为“伯”。因此，商朝的“伯”更多的是一种地域性或部落性的称呼，而非官职名称。
更重要的是，甲骨文中从未见过“西伯”、“南伯”等类似的职务名称。商朝作为强大的帝国，必然会把西方的权力中心作为一项重要职务来记录，但实际情况却并未在甲骨文中有所体现。这一点使我们不得不怀疑，周人是否通过后期的历史记载，虚构了“西伯”这一职称，进而强化了自己在西土的权威。
周原甲骨文：揭示姬昌的真正官职
在商朝，只有商王才能直接与天帝沟通并获得神谕。如果其他地方的势力也开始寻求与天帝的沟通，商王的地位将面临极大的挑战。然而，在周原的考古遗址中，研究者发现了姬昌企图与天帝沟通的甲骨文。这些甲骨文透露出姬昌当时心存反商之意，甚至试图模仿商王的卜辞。
更为关键的是，这些甲骨文中记录了姬昌被商纣王册封的细节。在其中一片相对完整的卜辞中写道：“贞：王其拜佑大甲，册周方伯？口惟足，丕于受有佑。”其他卜辞中也有与“册周方伯”相关的内容。显然，商纣王册封姬昌为“周方伯”，这意味着姬昌获得的职务并非“西伯”，而是“周方伯”，即一个较为正式的地方领主。
纣王的册封，虽然是对姬昌的认可，但在当时的商朝体系中，仅仅是确认了姬昌作为西方小邦的首领身份。因此，姬昌所获得的职务应为“周方伯”而非“西伯”。然而，史书中的“西伯”一词是如何产生的呢？
这一现象的原因或许有两方面。一方面，周人可能为了提升自己在西土的权威，故意将姬昌的职务夸大，以便将其称为“西伯”，并让这个称号代代相传。另一方面，历史的记载可能受到了后人的主观看法的影响，历史学者根据周朝的情况推测了姬昌的职称，并对历史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和渲染。
总之股票配资虚拟网站，历史往往是胜利者的叙述，而周朝的崛起使得“周方伯”自然就变成了“周西伯”，这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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